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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从医之路:从“怀疑者”到“铁杆中医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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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【】学术、理想、情怀,在当前的高校,这些美好的话题总能让人感慨万千。

   “青衿矢志,皓首穷经;溯本追源,以文化人”。 当教师,当医生,传道授业解惑,诊脉治病救人,是我一辈子崇尚的职业。 多年前,在现实和理想发生矛盾之时,是随波逐流,还是特立独行?我也曾犹豫彷徨,但在一种使命感的激励下,我最终选择了后者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沿着古人的足迹,义无反顾地走过了50年的中医生涯。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,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医学徒,跟随伯父、湘雅医学院中医顾问彭崇让教授学中医,伯父教我读的第一本书是《伤寒论》,让我将其中的条文背诵得滚瓜烂熟,找到其中“方证对应”的关系,今后在临床,“有是证必用是方”,凡是遇到《伤寒论》条文中讲到的证候,就一定要用这首经方治疗。 伯父还教导我,中医的生命在临床,中医的核心在方剂,对于古今名方,要多记多用,才能够提高疗效。

   我起初怀疑:中医的科学道理在哪里?不学解剖,不学西医,难道这样就能够治病吗?完全是见识到伯父治病的卓越疗效,才使我坚定了学中医的信心。 后来通过临床实践,我领悟到,中医的辨证论治、方证对应,其实是一种信息处理的科学方法,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临床思维模式。 几年的学徒生活,让我获益匪浅,但最重要的是,我认识到了中医的方法论。 我是1979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,硕士生专业是医学史,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医学史老师,教授中国医学史和西方医学史。 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,使我眼界大开,弄清楚了中西医的源流与区别,虽然离临床远了,但是我始终难忘初心,教学之余,在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中医临床古籍与医案,为将来回归临床做好了准备。

   正式回归临床是在2000年,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带我去百草堂,每周三次门诊。

   也就在那一年,我准备给研究生讲一门新课,自编了一本打印的教材《八大疑难病的中医治疗》,不知何故,教材流传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   中医部主任张同君看到后,非常欣赏,想要出版。

   这本来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,但我答复她,这只是我编写的古人经验,要出版,就要出版属于我自己的书,要完全是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,“请您等五年,让我慢慢写!”五年之后,终于完稿了,拙作分为上下两卷,共60万字,后来增添到83万字。 上卷为学术篇,是我30多年来学习中医和从事医史教学的心路历程,主要从东西方文化、哲学、历史、科学史、医学史的角度,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,对中医的科学道理、中医的优势所在、学好中医的诀窍、中医问题的症结、中医改革的方向、中西医结合的前景等,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探索。 下卷为临床篇,作为一个临床医生,我对中医具有优势的各种慢性疼痛、慢性炎症、病毒性疾病等7大类30多种病症,利用多年来总结和积累的大量原始素材,在书中系统介绍了自己的诊疗经验。

   就在拙作出版之前的2006年9月,发生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

   有人在网上鼓动联名取消中医,攻击中医是“伪科学”。

   这是当代中医遇到的空前严重的挑战,虽然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了,我和熊继柏教授也率先联名在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撰写了反击的文章,但仍然使我心中的波澜久久难以平息。 我知道,在许多人心中,对中医根深蒂固的怀疑,并没有消除,当代中医的学术建树工作,就应当从澄清这些问题开始,而拙作正好回答了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。 于是我向张同君提出,干脆就把这本拙作的书名叫做“我是铁杆中医”吧!副标题用“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”。 “铁杆中医”这个口号,最早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提出的,他激励中医学子:“学中医,就要做铁杆中医”!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,深受古代哲学、历史、文化的影响与熏陶,不属于现代科学,有着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论。

   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医药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点,才能够学好这门学科,否则,继承与创新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。 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,一直受到一些科学家和其他人士的严厉批判,有人提出中医是“伪科学”,有人要将中医“废医存药”,锋芒所向,大都剑指阴阳五行学说。

   阴阳五行的确不属于科学,中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,而属于自然哲学指导下的经验医学,是两者的有机结合。

   《古代哲学对中医临床的指导》一文提出,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,其实是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说,这种学说来自于农耕时代古老的天文学。

   正是因为有了古代哲学的存在,中医这颗常青树才有了源头活水,历经两千多年而花开不败。

   这恰好是中医的优势所在,否定阴阳五行,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,都是试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医。

   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和更多的人了解中医,2008年,我在《科学》杂志第一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,连续发表了《东西方文化激荡下的中医与西医》《中医的科学方法》《当代中医的反思》三篇文章。 2006年秋天的那一场取消中医的风波,始于当年4月份《医学与哲学》刊登的一篇文章“告别中医药”,到了9月份,作者变本加厉,在网络上进一步提出要全国人民联名“取消中医”。

   为了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,2016年,在风波发生的10年之际,我又撰写了《2006:一场试图取消中医的风波》,以长达万字的篇幅,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。 今年4月份,拙作《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——铁杆中医彭坚谈外感病的治疗》完成。 撰写本书的动机是,在今年1月15日,我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通知,受邀于7月份到北京给第四批中医“优才班”学员讲课。

   时值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。 1月20日,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学院黄煌教授委托他的博士生,就新冠肺炎的若干问题,对我进行了访谈。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:中医能够治疗新冠肺炎!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!中医独到的方法论与几千年总结积累的历史经验,注定其一定能够担负起治疗新冠肺炎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重任。

   访谈内容播出后,引起了较大反响。 我充分意识到,这次新冠肺炎,是中国近现代史上,第一次让中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介入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,意义极为重大,如何通过这次抗疫,让全国人民了解中医的历史成就和现实表现,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复兴,同样具有重大意义。 追忆从医五十载,我心潮起伏,辗转难眠,名利得失,已如过眼云烟,深感我没有虚度年华,无怨无悔。

   (本文作者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医史文化学者、知名中医临床专家。 )凡标注来源为“经济参考报”或“经济参考网”的所有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稿件,及电子杂志等数字媒体产品,版权均属经济参考报社,未经经济参考报社书面授权,不得以任何形式刊载、播放。



     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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